“始終要為無產階級利益奮斗”

　　今年是羅登賢同志誕辰120周年。羅登賢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東北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領導者，同時也是黨領導的東北人民抗日武裝的重要創建人。羅登賢同志在大革命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從南國的香江之濱到北方的白山黑水，都留下了他的革命足跡。他曾三次被捕入獄，受盡敵人的嚴刑拷打，始終鐵骨錚錚，堅貞不屈。1933年8月29日，他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義時，年僅28歲。他曾說：“我是始終要為無產階級利益奮斗的，我決定以我的生命獻給革命，甚麼也不能動搖我。”

　　一、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確立信仰，勇敢地為工人群眾的切身利益奮斗

　　1905年，羅登賢同志出生於廣東省南海縣。因父母早逝，生活艱難，他11歲就進入香港太古船廠做學徒。在苦難的青少年時代，他飽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資本家的剝削，萌發了強烈的階級意識和斗爭精神。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羅登賢同志就積極參加工人運動。1920年，羅登賢同志參加了香港機械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罷工在廣州工人大力支持下取得勝利，這讓羅登賢同志深刻認識到，工人隻有結成同盟，組織起來團結斗爭才有力量。隨后，他參與籌劃成立太古船廠華人機器工會，決心為工人群眾的切身利益而奮斗。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組織都以主要精力從事工人運動。1922年，作為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起點的香港海員大罷工爆發。羅登賢同志立即響應，在太古船廠組織召開工人大會，動員工人們斗爭到底。這次斗爭取得了增加工資的勝利，壯大了香港海員大罷工的聲勢，也引起了資本家的恐懼。他們與港英當局勾結，以煽動工人鬧工潮為由，逮捕了羅登賢同志。出獄后，羅登賢同志初心不改，繼續組織工人團結起來進行斗爭，推動成立香港金屬業工會，並被推舉為領導人之一。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實現后，黨中央先后派周恩來、陳延年同志擔任中共廣東區委主要領導人。中共廣東區委派楊殷、陳日祥同志到香港開展工作。受他們的影響，在革命洪流中，羅登賢同志逐步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於1925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后，全國掀起轟轟烈烈的反帝浪潮，廣州和香港爆發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羅登賢同志參與省港罷工委員會的領導工作。他深入香港各船廠發動工人投身罷工斗爭，帶領香港工人赴廣州參加反帝示威游行，組織工人參加糾察隊武裝封鎖香港，抗議帝國主義制造的沙基慘案暴行。罷工期間，為加強工人階級團結，增加戰斗力，中華全國總工會和中共廣東區委開展了省港工會統一運動，要求按產業與職業的類別，將多個工會合並為一個統一的工會。在羅登賢同志等的積極籌備和悉心指導下，由香港金屬業工會、香港機工聯合會等聯合組成的香港金屬業總工會於1926年4月在廣州成立。羅登賢同志被任命為香港金屬業總工會黨團書記。省港大罷工堅持16個月之久，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和奮斗精神，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羅登賢同志作為此次罷工運動的“領袖與組織者之一”，展現出堅定的革命立場和杰出的領導才干。罷工結束后，他被選為中共香港市委委員、常委，繼續領導工運工作，成為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

　　二、在白色恐怖中留守中央，為推動全國工人運動的恢復和發展進行實踐指導和理論探索

　　1927年春夏，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8月，黨中央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

　　當時的廣州，黨組織受到嚴重破壞，共產黨人和愛國志士被大肆抓捕、屠殺。羅登賢同志始終挺立在斗爭第一線，先后擔任新成立的中共廣州市委委員、中共廣東省委委員，繼續組織和領導武裝斗爭。他參與領導了震驚中外的廣州起義，親自帶領工人赤衛隊第一聯隊攻打公安局和保安隊。在起義后成立的廣州蘇維埃政府中，羅登賢同志被安排在人民外交委員會工作。起義失敗后，他轉移到香港從事秘密工作。1928年1月，羅登賢同志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2月，中共廣東省委機關被破壞，羅登賢同志再次被捕，他在獄中受盡各種殘酷折磨，始終未泄露黨的機密，最終經黨組織營救出獄，繼續為黨工作。

　　1928年4月底5月初，周恩來同志等前往莫斯科參加黨的六大。同時，黨中央決定由李維漢、任弼時、羅登賢同志組成中央臨時常委會，鄧小平同志為留守中央秘書長，主持國內工作。於是，羅登賢同志來到上海，擔負起黨所委托的重任。

　　在黨的六屆一中全會上，羅登賢同志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他多次參加留守中央召集的常委會和特別談話會，在加強城市工人運動、秘密工作和宣傳蘇維埃等方面提出富有成效的意見和建議。1928年12月，在羅登賢同志的指導下，中共法電支部積極開展活動，組織上海法商水電公司工人連續進行了長達24天的罷工斗爭。192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改組中共江蘇省委，由羅登賢同志擔任省委書記。此后，羅登賢同志又相繼擔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等重要職務。

　　在此期間，羅登賢同志對工人運動進行了可貴的理論探索。他在黨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和機關報《紅旗》上相繼發表《最近城市工人運動之開展》《反革命統治下之最近職工運動概況》《上海郵務工人復工以后》等文章。在這些文章中，羅登賢同志對湖南、廣東、上海、北京等地工人的經濟收入、生活狀況和工人運動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調查和分析，指出“工人生活完全陷於絕境”，“隻有一致的團結起來反抗，斗爭才有出路”。他提出，“工人階級應不分派別的團結起來”，針對不同性質的工會，應採取“擴大”“改組”“打倒”“消滅”等不同措施，“工會由工人自己管理，不受任何反革命派干涉”。他認為，“我們的斗爭應採用新的戰術”，“與農民一致團結由斗爭到暴動，在斗爭中要有藝術的組織，與布置農村斗爭的配合”。羅登賢同志還批駁了改良主義的錯誤思想，指出“工人階級最后的出路，隻有用武裝暴動”，推翻反動政權，“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蘇維埃”。這些見解和認識，在大革命失敗后的革命低潮時期，是富有遠見的。

　　羅登賢同志十分重視理論宣傳工作。1928年12月，在他建議下，中華全國總工會機關刊物《中國工人》在上海秘密復刊。他親自撰寫《卷頭語》，盛贊《中國工人》“是全中國工人的燈塔”，“我們慶祝它永遠指導著工人階級，長久的照耀著全國工人，引導我們出黑暗而入光明！”1929年3月，羅登賢同志在中共江蘇省委擴大會議上提出“應擴大黨的政治影響”的主張。在他的領導下，中共江蘇省委先后創辦了《上海報》《教育周刊》等刊物，各區委和工廠支部創辦了許多以工人日常生活和斗爭為素材的通俗刊物和工廠小報，加強黨的理論政策的宣傳，壯大了黨的輿論陣地。

　　1930年12月，黨中央決定羅登賢同志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務委員會負責人。1931年3月，羅登賢同志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繼續組織和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為工人運動的恢復和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三、在民族危亡之際參與創建黨領導的東北人民抗日武裝，組織東北人民在白山黑水間奮起抵抗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黨中央派羅登賢同志任中共中央駐東北代表，到東北指導中共滿洲省委工作。12月，羅登賢同志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兼組織部部長，成為黨在東北發動抗日斗爭的重要領導者。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侵略東北的行動採取妥協退讓方針。在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中國共產黨率先高舉武裝抗日旗幟。事變發生的第二天，中共滿洲省委召開緊急會議，羅登賢同志與省委其他同志一起分析事變的性質，討論確定省委的斗爭任務和策略，會后發表《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所以能佔據滿洲，完全是國民黨軍閥投降帝國主義的結果”，“隻有工農兵勞苦群眾自己的武裝軍隊，是真正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隻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將帝國主義逐出中國！”

　　羅登賢同志始終對抵抗日本侵略者充滿信心，斷言東三省不會被滅亡，號召所有共產黨員要與東北人民共同堅持抗日到底。在嚴峻形勢下，他首先帶領中共滿洲省委積極恢復、整頓和發展黨組織。經請示中央批准，省委將機關從沈陽遷往尚未被日軍佔領的哈爾濱，並以創建抗日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為中心，對黨的各項工作作了部署。羅登賢同志和省委其他同志並肩戰斗，一方面在沈陽、哈爾濱、大連等城市進行反日宣傳，號召和組織工人、學生、市民起來罷工、罷課、罷市，一方面在農村組織東北人民開展反日斗爭，在廣闊的黑土地上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高潮。

　　1932年3月，羅登賢同志主持召開中共滿洲省委會議，專門研究創建黨直接領導的游擊隊問題。會議討論並通過《抗日救國武裝人民群眾進行游擊戰爭》的文件，指出：隻有在群眾斗爭中創建黨直接領導的人民武裝，才能保証徹底抗日救國﹔同時黨應以這樣的武裝為核心力量，支持、援助和聯合其他一切抗日武裝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會后，省委陸續派出楊靖宇、趙尚志、馮仲雲同志等到南滿、巴彥和湯原等地，直接指導當地游擊隊的創建和抗日游擊戰爭的開展。羅登賢同志高度重視武裝斗爭的重要性，親自向派往各地的黨員干部交代工作任務和方法，鼓勵他們為東北民族解放斗爭作出貢獻。被派出的共產黨員到各地后緊緊依靠當地黨組織，深入群眾，在南滿、東滿、北滿和吉東等地區創建了多支抗日游擊隊。這些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伍不斷發展壯大，后來發展成為東北人民革命軍和東北抗日聯軍的組成部分。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誕生之后，就以嶄新的風貌活躍在抗日戰場上，成為東北抗日武裝的中堅力量。

　　羅登賢同志尤其重視對東北抗日義勇軍的指導工作，指出：我們黨的責任就是要把這些自發的斗爭變成有組織有領導的斗爭。在他的領導下，中共滿洲省委召開會議，研究總結省委在義勇軍工作中的經驗教訓，發出一系列指示，提出“應該用百分之百的力量去加強政治軍事的領導”，從而“建立民眾的反日聯合”。在他的倡導下，省委先后派出數百名黨團員直接參加義勇軍，社會各界也積極開展募捐以支援義勇軍。東北各地抗日義勇軍的迅猛發展，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猖狂氣焰，滯緩了日軍的侵略步伐，鼓舞了東北人民抗日救國的信心和斗志。

　　在東北工作期間，羅登賢同志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堅持抗日游擊戰爭，努力組建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東北領導抗日的忠勇實踐者。1932年12月，羅登賢同志奉命離開東北赴上海工作，擔任全國總工會上海執行局黨團書記。1933年3月，由於叛徒出賣，羅登賢同志在上海被捕，同年8月29日英勇就義。

　　四、“每一個革命者的光榮的模范”

　　羅登賢同志的一生雖然短暫，但經歷豐富，充滿革命斗爭精神。他犧牲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刊發文章《紀念羅登賢同志》。時光荏苒，羅登賢同志離開我們已經90多年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風范將永遠如文章所說的那樣，是我們“每一個革命者的光榮的模范”。

　　羅登賢同志是信仰堅定、對黨忠誠的模范。羅登賢同志在獄中遭受非人折磨。敵人用沾水的皮鞭狠抽他的全身，用鐵杠壓他的雙腿，對他施以殘酷的電刑，以至“血跡斑斑，肌肉成塊腐爛”，但他依然對革命充滿必勝信心，昂首挺胸面對敵人的槍口。就義前，他慷慨陳詞：“我個人死不足惜，全國人民未解放，責任未了，才是千古遺憾！”宋慶齡同志盛贊他是“中國的反帝戰士”和“中國人民應該為之驕傲的典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新時代新征程，我們學習羅登賢同志，就要把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作為畢生追求，永遠信黨愛黨為黨，不斷把為崇高理想奮斗的實踐推向前進。

　　羅登賢同志是不畏艱險、勇於開拓的模范。在羅登賢同志革命生涯中，敢於擔當、真抓實干是他的鮮明特質。少年時代，羅登賢同志就在香港海員大罷工中嶄露頭角。在白色恐怖中，他第一時間參加新的廣州市委，領導開展武裝斗爭。在領導東北抗戰的危急存亡之秋，他堅持“共產黨人一定與東北人民同患難共生死”，“黨內不許任何人提出離開東北的要求”，領導組建新的中共滿洲省委，並迅速打開工作局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擔當作為就要真抓實干、埋頭苦干，決不能坐而論道、光說不練。”新時代新征程，我們學習羅登賢同志，就要做起而行之的行動者，當攻堅克難的開拓者，面對大是大非敢於亮劍，面對矛盾敢於迎難而上，面對危機敢於挺身而出。

　　羅登賢同志是不計名利、無私奉獻的模范。羅登賢同志始終把黨的事業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服從大局，從不考慮職務高低、個人得失。他服從黨的需要，從中央調中共江蘇省委工作。在東北，他離開中共滿洲省委領導崗位后，繼續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努力工作。他用實際行動詮釋了“功名無我，奮斗有我”的真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保持平和心態，看淡個人進退得失，心無旁騖努力工作，為黨和人民做事。”新時代新征程，我們學習羅登賢同志，就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擔當，正確對待名利地位，正確看待進退留轉。

　　羅登賢同志是敢於斗爭、善於斗爭的模范。羅登賢同志還是一名15歲少年的時候，就參與組織工人進行罷工斗爭。在東北，面對日本侵略者，他說：“敵人在哪兒蹂躪我們同胞，我們共產黨人就在哪兒和人民一起與敵人抗爭。”在獄中，他痛斥前來勸降的叛徒，領導獄中同志同敵人進行不懈斗爭，堅定表示：“我將永遠忠於國家民族與無產階級，他們能打我，決不能屈服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敢於斗爭是我們黨與生俱來的政治基因和百年淬煉的鮮明品格。我們黨依靠斗爭創造輝煌歷史，更要依靠斗爭開辟光明未來。”新時代新征程，我們學習羅登賢同志，就要發揚斗爭精神，堅定斗爭意志，掌握斗爭規律，增強斗爭本領，戰勝前進道路上的一切艱難險阻，不斷奪取新時代偉大斗爭的新勝利。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羅登賢同志誕辰120周年。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正滿懷信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的美好理想正在一步步實現。我們要繼承和弘揚羅登賢同志的崇高精神風范，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貫徹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精神，銳意進取、埋頭苦干，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而不懈奮斗！

　　《 人民日報 》（ 2025年10月29日 06 版）